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隨著九合一選舉日的逼近，為了使基本盤回流，某些陣營開始出現偏激、甚至是仇恨性的言論。這於台灣選舉雖已是司空見慣，卻也因此不斷激化族群的對立，也不禁讓人思考，對於此類極端言行，是否該入罪化？

我國刑法雖設有公然侮辱與誹謗兩罪，以來對侵害他人權利的言論為究責，惟不管是公然侮辱，還是誹謗罪，乃必須針對具體的人與事，若僅是空泛指摘，就難以成立此等罪名。如郭冠英用范蘭欽之筆名，以所謂高級外省人自居，而一再發表歧視本省人，且支持白色恐怖等等之言論，即便內容極端偏激，且嚴重挑起族群對立，卻因無具體指出特定人、特定事，致無法論以任何刑事責任，而僅能對之為行政懲處，而突顯出我國刑法對仇恨性言論的治罪漏洞，致亟待修法補充。

而依據我國已經簽署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0條第2項之規定，對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必須以法律加以禁止。以德國來說，鑑於納粹殘害人權的教訓，在二戰之後，即於其刑法第130條，明文對仇恨性言論的刑事處罰。即只要煽惑對國內某些住民或族群為暴力行為，或者對之為謾罵、惡意中傷等違反人性尊嚴的行為，或散佈種族歧視與違反人性尊嚴的言論或文書者，抑或於公開或集會的場合，對於已經國際法承認的納粹屠殺行為予以否認，甚而加以讚美或合理化者，皆會有三個月以上、五年以下不等的刑罰。凡此規範，似可成為我國取法之對象。

只是若真將仇恨性言論入罪化，不僅會牽動言論箝制的敏感神經，更會因仇視、歧視、敵視、種族等用語的界定不清，致造成適用上的爭議，反可能成為執政者打擊異己的工具。也因此，欲消除反民主、反人權的言論，恐非用刑罰為解決，而是須仰賴人民的覺醒與智慧，並藉由選票來制裁這些不斷激起族群對立的政治人物。畢竟，惡魔的崛起，就來自於好人的沈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