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問題背景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某些人的憲法基本權保障並未與一般人相等同，這包括公務員、軍人、學生與受刑人，凡具有此等身份者，或基於忠誠，或基於教育，或基於懲罰的目的等因素，而必須受有比一般平民更多的限制，甚而不得享有訴訟權，此被稱為特別權力關係，而成為法治國的陰暗面。

　惟隨著時代變遷，如此的關係已逐漸遭摒棄，我國的大法官會議亦相繼針對公務員、學生、軍人的特別權力關係，一一為破除。而在釋字第691號裡，針對受刑人申請假釋遭法務部駁回後，肯認可為司法救濟的解釋意旨，即已宣告特別權力關係於受刑人，亦應有所改進。又就我國已經簽署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言，其中的第10條第1項即明文，即便自由已經依法被剝奪，但仍須為人性尊嚴與人道的對待，又同條第3項更言明，行刑的目的，在使受刑人為社會復歸的準備。依此而論，受刑人雖受到人身自由的拘束，但就身為人所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卻與一般人無異。

　雖然如此，但關於現行監獄行刑的相關法規及對受刑人的處遇，卻仍籠罩在特別權力關係的思維之下，尤其是脩關受刑人身體健康的就醫權問題，更是備受忽略。直至陳前總統的保外就醫爭議，此一問題才浮出檯面，而法務部就此問題，雖一再強調，此議題應回歸法律與醫療專業，不應有政治考量。惟從整個決定過程來看，卻處處充滿恣意，致突顯出現行刑事處遇，由行政機關為專斷的弊端，而成為改革的契機。

貳、主要問題

　就保外就醫的決定來說，依據《監獄行刑法》第58條第1項，受刑人罹患疾病，乃以監獄內治療為優先，只有在監內不能為適當醫治時，才由獄方報請監督機關，即法務部為裁量，到底是戒護就醫，還是移至病監，抑或是保外醫治。

 只是現行法中，對於戒護就醫、移送病監或保外就醫等的執行內容，除監獄行刑法的此一條文外，卻缺乏更具體的明文，而完全是以法務部所頒佈的《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為依歸。則如此關乎受刑人身體，甚至是生命權保障的事務，竟完全以命令決之，雖給予法務部極大的彈性空間，卻嚴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也因此，現行法務部自認於法有據的作法，由於法定性不足，卻處處充滿著瑕疵與疑問。因不管是委請醫師，還是保外就醫與否，完全聽任法務部為決定，而在不採取聽審程序下，既不可能給予當事人或其家屬陳述身體狀況的機會，而診斷醫師的意見也無受詰問與檢驗之可能，整個過程即陷入黑箱作業，而完全聽任法務部的決定，自易讓人有獨斷獨行之感。

　由於現行法給予行政機關太大的裁量權，且從過往許可保外就醫的案例來看，多是要達於罹患癌末或重症致不能自理，甚至要至病危的程度，才為允許的作法，不僅未達於國際人權保障的最低基準，更不符社會復歸的目的，致與死刑宣告無異，而有違雙重處罰禁止的憲法原則。

參、主張

　就刑事處遇的改革，治本之道，當然得對監獄行刑法為全面性的檢討，以來修正其中仍存有特別權力關係的條文，以達成法治國原則與人權保障的要求。惟此修法工作雖須儘速進行，卻非能於短時間內完成，也因此，依據大法官釋字第691號解釋，既已肯認對於刑事執行處分可為司法救濟下，於現階段，自應藉由宣導並鼓勵受刑人，在基本權受刑事處遇機構為不當侵害與對待時，能即時提起行政救濟，以從個案救濟來促使監獄管理的改革。

　至於受刑人的就醫權，因關乎人的身體，甚至是生命權，即須儘速為以下改革：

一、     法律授權須符合明確性原則：現行關於受刑人的就醫權規定，僅有區區一條文，而完全委由施行細則為補充，即難免行政機關的恣意，自須為法律規範的補強。同時，針對授權規範，也應為目的、內容與範圍為明確化，而不能如現行法般，採取完全委由法務部決定的空白且概括性之授權。

二、      決定程序的透明化與即受法院救濟的權利：關於受刑人的就醫權保障，雖因涉及身體與生命權保障，而須為緊急處分與決定，而較難顧及程序的保障。惟只要受刑人對監獄處遇有所質疑或異議，即須有使受刑人即時向法院提起不服並為聽審程序的制度設計，既可防止行政機關獨斷，醫療鑑定也有接受檢驗的可能性。

三、      監獄醫療業務的委外：針對現行監獄醫療資源不足的現況，在監獄專屬的醫院亦有新設上的困難下，實有必要考量將醫療業務委外，甚或交由民營的可能性。

四、      相關作業基金的妥善運用：關於現行監獄內，關於受刑人的作業等基金，不僅須為透明化，在面對醫療不足的現狀，亦須考量是否有以為優先補充醫療資源的可行性。

五、      獄政評鑑制度的建立：為了有效解決監獄處遇的不透明性，實應建立有效的評鑑制度。除必須建立客觀、公正的評鑑校標外，關於評鑑者，當然也不能由主管的法務部恣意決定人選，而須有一定的社會公正人士參與。至於此評鑑制度，就應以與受刑人身體權保障，且屬最重要的監獄醫療事務為開始。

　總之，醫療權乃是最基本的人權保障，自不能因其為受刑人，而有所差別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