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菲律賓公務船射殺我國漁民事件，引起舉國譁然，我政府也向菲方提出嚴懲，甚至為引渡兇手的要求。惟證諸國際慣例與現實，欲達成此等目標，實有極高的難度。

由於審判權乃主權的延伸，因此，欲遣送人犯至他國受審，就須以引渡條約為依歸，但在我與菲國並無邦交下，就不可能有引渡條約之簽署。而在兩年前，由於數名台籍的詐欺犯遭菲律賓遣送至中國受審，致引發台灣的強烈反彈，於此事件之後，我與菲方即進行刑事司法互助協定的磋商，並於今年四月十九日完成簽署，我國似可以此為引渡要求的依據。惟此協定，畢竟是在無邦交的情況下所為，其司法互助的範疇，即偏重於犯罪者的找尋、證據調查的協助及資訊的共享等事項，至於人犯遣返的部分的引渡。

而就算我與菲國有引渡條約的存在，就此次射殺事件而言，亦難有用武之地。這是因在國際慣例上，基於維護主權與保護本國人之故，即發展出所謂「本國人不引渡原則」，我國《引渡法》第4條第1項，亦有中華民國國民不得引渡的明文，在某些國家，甚至還會將此原則列於憲法之中。雖此原則來到了廿一世紀，已有所鬆動與調整，但本國人是否可為引渡，仍必須在條約中明文，且亦賦予被請求國相當大的裁量空間。而以菲律賓在這幾年，亟欲在南海諸島爭奪戰中取得一席之地下，實難想像，其會將本國公務員遣送至無邦交的台灣受審。也因此，我方對菲國的引渡要求，自不具有任何法的效力，而僅能彰顯與表達抗議與譴責之聲。

又此次事件，被害結果地雖在我國漁船，但行為地卻在菲國公務船之上，菲律賓對此事件亦有刑事管轄權，而與我國產生審判的競合，菲國若將射殺者引渡至台，不啻象徵著主權的棄守。也因此，欲要求菲方將人犯遣送至台灣受審，雖非絕不可能，卻也有如登天之難，致僅能寄望菲律賓對射殺者進行懲處。而我國雖已組成調查團前往菲國，惟此畢竟涉及司法權的行使，且兩國又正處於劍拔弩張之際，我方人員是否能為調查、能參與至何程度，恐完全得看菲方的臉色，致可能陷入真相還原困難的窘境。更可想見的是，除非我國不斷的施壓，否則此事件必會隨著時間流逝，而不了了之。

退一步言，就算菲國對兇手為訴追與定罪，也有問題存在。因菲律賓公務船長年對我國漁船的侵擾與欺壓，要非得到上級的授權，即是得到其默許。此等射殺者不過是執政者擴張領土野心的工具，菲方若重懲這些執行者，或可彌平來自台灣的怒吼，卻也使其領導者，動輒可以下級公務員為祭旗，而輕易規避菲國政府該負有的責任。

總之，此次射殺事件，我方政府絕不能將之當成是一般刑事案件來處理，並以為重懲或引渡射殺者，即可來解決種種漁權的爭端。惟有展現在國際上的政治與軍事實力，才足以使他國不致看輕台灣，我國漁民也才不會成為他人的刀上俎，而任人宰割。

（本文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