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境界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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掙脫後殖民情境:台灣文化主體性的開端

2013-11-11

林崇熙(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文化是一個國家社會最強大的力量,卻因為隱而未顯,一直在「拼經濟」的口號或有形的開發建設中被忽視,更被窄化為藝文活動而成為各級政府的門面妝點。但只要從「文化輸出先於產業輸出」(如美國好萊塢電影、日本偶像劇與漫畫、韓國連續劇、法國浪漫與服裝秀、德國精確嚴謹等)來看,只要人們喜愛此文化,就會連帶地接受此國之各式各樣產品;甚至,所謂產業升級之要義不在於更高級的科技,而在於營造所需的相應文化,因而需以文化品味的提昇與新生活方式的營造為要。則文化的深化與發揚應是政府頭等緊要之事。

        要讓文化成為國家社會各面向發展的動力泉源,就得先確立文化主體性。一個國家的文化如果一直仰望/跟隨/移植外國文化,就註定是個二流國家。文化是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們面對價值理念、社會運作、環境掌握、生命成長等諸多命題與挑戰所做的努力與成果,因而具有高度的時空脈絡性。如果將身處21世紀的台灣不斷投射到數百年前的中國歷史文化來強調與中國的「血濃於水」,或將歐美日本等強勢文化無差別地移入台灣,就會忽略台灣當前的脈絡處境所需的文化主體性。這般強調台灣文化主體性不在於文化民族主義,更不是文化鎖國主義,而在於台灣一直處於無意識的後殖民情境,使得台灣的文化主體性一直難以建立,也就使得台灣的產業、經濟、政治、外交等領域都難以擺脫從屬劣勢。

        後殖民情境是指一個國家社會在政治名義上擺脫殖民統治,但文化、經濟、外交等面向卻一直從屬於原本的殖民母國或當前的國際霸權。名義上台灣於1945年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但六十幾年來,在大中國主義政策與教育下,台灣歷史認同一直從屬於中國歷史文化;外交及貿易則從屬於美國政經文化;產業與流行時尚則從屬於日本產業文化。後殖民情境成為台灣的潛意識,表現在外交政治上,是一切以美國馬首是瞻。猶記得2004年總統大選開票揭曉之際,由於兩顆子彈的陰影及票數甚為接近,兩大黨候選人皆第一時間致電美國總統,勝者希望美國發賀電,敗者希望美國「主持公道」,二者的表現都一致地呈現了台灣身處後殖民情境而缺乏主體性的悲哀。雖然後殖民情境的維持,一方面來自美國等帝國主義式意識形態與宰制式作為,另一方面也需台灣的曲意配合,例如台灣對美國的軍購或貿易平衡採購,都是對霸主的進貢式表現。缺乏文化主體性的危機,更具體表現在曲意迎合美國利益的台灣核能政策,縱然有日本福島核災近在咫尺的前車之鑑,也撼動不了對台灣安危毫不在意的主其事者,繼續肆意將台灣置於嚴重的風險中。

        台灣的後殖民情境有著歷史文化的深遠因素。台灣從清朝時期作為清朝的邊陲,日治時期作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戰後作為美國冷戰布局下的戰線一環等,都因為受到政治、軍事、經濟等力量影響,而一直未能發展出自己的文化主體性。戰後雖然看似脫離了日本殖民統治,卻在中國國民黨政權於外交、貿易、軍事等面向高度依賴美國霸權的情況下,台灣文化如學術、教育、娛樂、藝術、電影、新聞、飲食、服飾、都市規劃、交通規劃、產業代工、軍事、等面向都受到美國文化的強烈影響。(近年各種以美國文化為基準的「台灣之光」現象可見一斑)因此,雖然台灣不是美國的殖民地,但卻在政治、外交、軍事、經濟、文化等面向都處於後殖民情境中。除此之外,許多台灣人對於日本的「仰望」(例如某些鄉鎮的稻米品牌強調「獻納米」乃當年進貢給日本天皇的稻米云云)或產業依賴(尤其是關鍵零組件的依賴),表示台灣雖然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已經一甲子,日本對台灣之產業、文化、貿易等面向的影響依然強大。也就是說,台灣面對日本還是處於後殖民情境中。

        後殖民情境具有文化共構性。身處後殖民情境的台灣,會同時在政治、外交、產業、文學、藝術、學術、等各方面缺乏主體性與自信。以學術為例,台灣的學術界一向以美國為宗,許多大學對教師的評鑑或升等門檻要求是多少篇以英文寫就的SCI國際期刊論文,或以全英文教學自傲;雖然美其名為國際化,事實上卻僅是美國化。許多大學教師因而瞧不起中文期刊、輕視本土議題研究,並相對地以參加國際研討會及發表英文期刊論文為尚;其結果是經常無差別地將美國的研究議題及研究設計套用到台灣,或無意識地將美國教材搬到台灣教育中,更以追逐脫脈絡化的「世界百大」為目標,卻對台灣社會的種種重大議題不聞不問。缺乏文化主體性的台灣學術界,就會教出缺乏文化主體性的大學生,從而繼續缺乏文化主體性的代工產業。

        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建立是個全面而浩大的事業,需要各領域有識之士的齊心努力,尤需先在歷史文化的認同上著力。歷史文化上若無主體性,則不會認同這塊土地上人們的努力與喜怒哀樂,也就不會重視這塊土地上發生的重大議題與社會安危;那麼,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就會分崩離析而任人宰割。從早年的「反攻大陸」至現今的「兩岸三地」論述,及從統獨之爭到藍綠惡鬥的糾葛紛亂,都可看出許多人對台灣歷史文化認同的杆格。對台灣歷史文化認同首先需釐清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先不論原住民的文化主體性樣態,)從有漢人的文字記載以來,台灣漢人社會並不是以一個文化主體性的樣態來發展。漢人來台灣墾殖,是一個不斷鬥爭的過程,包括漢人與原住民鬥、漢人與荷蘭人鬥、閩粵械鬥、漳泉械鬥、爭水械鬥、及「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等,雖然在武力鎮壓及科舉懷柔下逐漸地使清朝治理得以施行,但率皆由中國大陸移植一切的典章制度過來,而不是由台灣在地有機地發展出來。

        甲午戰爭與馬關條約使得台灣割讓給日本,看似淪為殖民地,卻也讓台灣人首度有意識地思考文化主體性的意義。日本殖民政府在六三法下對台灣遂行殖民統治,卻也帶來對岸大陸政權更迭下無可比擬的現代性(modernity)社會。現代性社會中的物質建設與社會建設(尤其是現代法治、金融、教育、公共衛生、醫療、度量衡等)的優越性,使得台灣人開始建立相對於中國人的文化相對性與自信心。雖然日治時期許多台灣知識份子在對日本統治的不滿下投射出「祖國情懷」,但許多「唐山經驗」都指向戰後二二八悲劇的潛在原因之一即文化落差。這是台灣第一次與中國意識的割裂。

        戰後中國國民黨政府以高壓軍事與警察來遂行二二八、白色恐怖與威權統治,順利推動了「去日本化」與相應的「中國化」。而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卻推動了共產主義、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連串在蔣介石政權口中的「共產暴政」。加上國共鬥爭中的「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恐共政策與「漢賊不兩立」的外交政策,促成了台灣第二次與中國意識的割裂。

        隨著1970年代的一連串外交挫敗、兩次石油危機帶來的經濟退卻,及1980年代風起雲湧的各式各樣社會運動,都一再地削弱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與公權力威信。在此時空脈絡下,鄉土文學運動、還我母語運動、原權運動等本土認同運動配合著關係人民生存之環保運動及民主運動等,促成了台灣本土意識的興起。這是台灣第三次與中國意識的割裂。

        2000年前後台灣政黨輪替之際的選舉過程中,中國領導人對於台灣的文攻武嚇,激起台灣人民的反彈,不但促成了政黨輪替,也促成了台灣第四次與中國意識的割裂。

        時至今日,中國國民黨政府並不在意台灣文化主體性是否建立,反而迎合中國懷柔政策,在經濟上強化對中國的依賴,在教育及文化上深化「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意識形態,在媒體上頌揚中國的改革開放及唱衰台灣未來,更在語詞論述上隱然將台灣邊緣化。例如現今主流媒體習慣性地使用「兩岸三地」、「內地」等語彙,即將台灣的思考格局框限於台灣與中國之間,而「內地」更是將台灣置於以中國為中心的邊緣位置。

        如果台灣一直無意識地使用「兩岸」、「兩岸三地」、「內地」等詞語,則會隱然將自己框限於相對於中國的邊緣格局,也就會落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斷強調「血濃於水」之統戰策略中。事實上,台灣歷史上有著來自大洋洲、東南亞、中國、歐洲、日本、美國等文化的影響或交流。台灣若要建立自己的文化主體性,除了需將政治意義的「內地」轉譯為地理意義的「內地vs. 沿海地帶」,還應該以世界多元文化作為台灣對話與發展的場域,來將西進中國的偏狹政治/經濟/文化觀點轉譯到寬廣的全世界。

        鄭文堂導演提到,菲律賓幾位優秀電影導演近年在歐洲三大影展(威尼斯、坎城、柏林)大放異彩,已經不是「菲勞」狹隘概念可以認知菲律賓。因此,台灣應該從週邊菲律賓、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的文化認識與交流做起,一方面瞭解影響台灣之多元文化,二方面增進台灣文化多樣性刺激與交流,三方面促進台灣社會對於新移民的重視與接納。當中國國民黨政府企圖「去台灣化」之際,對此政策的抵抗不在於口號式強調「台灣優先」,更不可倒退至鎖國主義,而在於順勢摒除狹隘的台灣民族主義,並以朝向寬廣的世界多元文化,來避免台灣成為中國的邊緣與附庸;同時,透過脫離中國文化陰影,來重新打造台灣的文化主體性。

        由上述來看,台灣文化主體的建立必須先從脫離後殖民情境開始努力,具體策略之一在於將眼光放廣至全世界多元文化的互動,在平等互動中建立文化自信。策略二在於以台灣文化主體為基準的「新台灣之光」,即各領域之傑出人士的挖掘與發揚,來建構台灣文化的自信。策略三在於以社會創新打造開創經濟產業新局面所需的文化品味與文化格局,方能協助台灣產業脫離代工格局,並讓文化主體性有所支持。策略四在於台灣之外交、國防軍事等必須勇於脫離美國霸權所設定的格局框架與規矩,方能在文化上有所自信。策略五在於台灣的學術界應該以社會關懷為先,以社會重大議題為研究要項,以解決社會重大爭議為使命。《孟子.離婁章句》:「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如今,身懷數百篇SCI英文論文而對台灣困境無動於衷,或進入「世界百大」的大學卻對社會的紛紛擾擾無能為力,又有何顏面可自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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