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萬億（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社會工作者無法接受服貿協議的三大理由：
1.老人與身心障礙機構不該走向商業化。
營利化機構以節省成本賺錢第一，不會理會專業照顧倫理。WTO並
2.社會滲透，犧牲弱勢不能被允許。
台灣現有小型老人福利機構多是家族企業多人合夥，中國財團輕易可
3.錯誤談判，不平等條約不可以接受。
中國僅允許台灣服務提供者在福建、廣東以獨資民辦非企業單位形式
請參考
社會工作者應知服務貿易協定-1
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0ynBQKP7XUFU1JzY3hCR3pMQWc/edit
社會工作者應知服務貿易協定-2
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0ynBQKP7XUFU2w0RUtGemZrLU0/edit
社會工作者應知服務貿易協定-3
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0ynBQKP7XUFRUczTEw5Q1c3dGs/edit
林萬億（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以委外契約（contracting out）為主的社會福利公私部門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在臺灣實施已超過二十年。其間，有目共睹的成效，例如，民間社會福利提供者大量增加，社會福利服務方案多元發展，服務使用者參與決策機會增加。但是，也出現諸多問題。例如：
一、外包政府
新自由主義公共管理風潮所及，契約外包成為一種時尚，不只政府主動釋出公共服務，甚至，由具政治影響力的民間團體提案、施壓、遊說政府編列預算供其開展業務。政府公權力與業務預算幾已被淘空，只剩下依採購法進行委外契約招標、評選、監督、評鑑的工作。復加上社會行政人員逐漸「去專業化」（非社工專長補習考上國家考試社會行政人員者日多），連監督與評鑑委外服務機構的能力都欠缺。
二、資源不均
公部門社會福利預算高度分配不均。臺北市錢多到可以亂花，其它四都情形稍差，但又比非五都好。社會福利資源分配城鄉差距隨五都升格而擴大。越是鄉村、偏遠地區，公共社會福利資源越短缺。民間團體因考量成本，無意或無力去偏鄉開展基礎社會福利建設。即使政府要委託外包也找不到民間夥伴加入；難得有少數民間社福團體設點於偏鄉，卻必須忍受募款不易、人力不足、委託條件嚴峻（例如，交通成本高補助卻未因地制宜。）的困境。中小型民間社福團體資源已短缺，政府又預算編列不足，屢屢以第二預備金因應，年初簽帳，年底才給錢。這種政府向民間社福團體賴帳的公私夥伴關係，哪是正常的三P’s？根本是民間倒貼。
三、營利導向
由於新自由主義財經官僚與學者主導政府決策，PPP從原先工程營利、社會福利非營利的分流，在救經濟的大旗下，以政府採購法為規制，促進民間參與產業的範圍擴大到非營利部門。社會福利、醫療也被覬覦納入營利事業的範圍，加入救經濟的行列。一個國家如果美其名為了救經濟成長率（其實是救財團與政客），而使出最後的武器：社會福利、醫療、教育等營利化與勞工低薪化。這是末帖藥！
四、過度評鑑
基於社會責信，各級政府採購與評鑑隨著委外契約的成長而增加，評鑑已到多如牛毛的地步。社會局（處）幾已成為專責外包與評鑑機關。承辦人員光辦一個採購或評鑑案就需要一、兩個月的時間。全國各大學社會工作、老人服務系所教授放下研究與教學，忙著去評鑑；連退休社福官員也奔波於評選、評鑑之途。對受評機構來說，每一次評鑑期間就得勞師動眾，準備書面資料所耗損的時間、金錢、人力往往比直接服務還多。最怕的是評鑑指標不清楚，無從準備起；也怕主管常換人，評鑑指標也跟著換；更怕碰到外行的評鑑委員，機構員工就會被整慘。評鑑本身無罪。但是，過度評鑑、不當評鑑的結果就會浪費資源、破壞公私夥伴關係。
據此，本人呼籲：
一、 重新檢討外包政府的適切性。政府應該將資源重分配、弱勢保障作為施政的優先考慮，不應一味陷入外包迷思。什麼公共服務都外包，人民要政府幹嗎？
二、 正確理解財政收支劃分的目的。政府應投入較多資源於資源短缺地區的公共服務，而不是一味依賴政治角力與市場法則來分配資源。
三、 以公私社區夥伴關係（ Public–Private Community Partnership, PPCP) 模式取代逐漸變質的PPP模式。讓社區在地非營利組織有更多機會參與地方社會福利提供。然而，扶植、充權社區夥伴關係是必要的。
四、 社會福利採購與工程採購分流，並減少評鑑次數，提升評鑑價值。目前社會福利採購依然適用工程採購為主的招標作業程序。一堆不適用的法條綁死承辦人員與民間團體。以秘書單位、工程單位主導的採購過程，缺乏社會福利專業考量，讓承辦人員與民間社福組織活在直接服務，死在行政程序。不改，哪是公私夥伴關係？
（本文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